《甘肃第一任党委书记——张一悟》（三）
年，曾参加过渭华暴动、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窦世雄，从山东来到北平。张一悟支持、帮助他争取与国民党有矛盾的地方武装，并于年发动了山西平定起义。当张一悟从报纸上得知起义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、窦时寻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后，十分悲痛。他对同志们说，革命没有平坦的道路，有革命就有牺牲，我们后死者要提高警惕，总结经验，随时经受严酷的考验。他鼓励大家不要有失败情绪，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，革命一定能达到最后胜利。张一悟在北平的活动，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视。年8月，他离开北平前往济南，参加山东省委的领导工作，公开身份是济南第一女子中学教务主任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民族危机加深。张一悟为拯救民族的危亡，在济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，曾多次在群众中演讲，揭露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野心，痛斥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。国民党政府深恐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迭令军警当局防范，注意追查”。济南公安局保安队于年3月20日晚开始出动，分别对第一师范、第一女子师范、第一女子中学等校进行搜查，逮捕共产党人。3月24日晚又继续搜捕，先后将张一悟等74人逮捕入狱。张一悟被关押在山东第一监狱，国民党对他施尽了各种威逼利诱手段。韩复榘的军法处和山东高等法院曾联合对他“审讯”，先后施用重刑达七次之多，拷打、压杆子、灌辣椒水、灌汽油，致使他脊椎骨外露，肺脏损坏，吐血便血不止。在最后一次酷刑折磨后，敌人预料张一悟受刑过重，已无生望，命看守随时准备弃尸郊野。幸有同室难友的救护，张一悟才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活了过来。但是，敌法庭虽没得到确实口供，却仍以“危害民国罪”判处张一悟极刑，后由家中托邓宝珊先生出面营救，韩复榘才不得不令山东省高等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，以“政治要犯”监禁。张一悟在监狱鞋工科关押期间，劳役繁重，缺衣少吃，加上伤病缠身，日子极端难过。后来得到党组织和同志、朋友的接济，他才得以生存。面对狱中生活的磨难，他没有忘记共产党人的职责，经常鼓励难友坚持斗争。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，张一悟和难友们积极开展了绝食斗争，呼吁抗日，抗议虐待犯人。他说:“人的生命是宝贵的，但生命是有限的，真理是永存的，为了维护真理，生命又算得了什么。”在他的教育和鼓舞下，难友们团结得更紧了，绝食斗争坚持到第七天，终于迫使监狱当局作了让步。张一悟虽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却从未失去对生活和战斗的信念。他原来有一些中医知识，在狱中又结识了一位中医，进一步向他学习了医术和针灸，并手抄了《本草》、《瘟病指南》、《针灸捷要》等医书。这为他后来以行医为掩护开展地下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张一悟终于结束了他历时五年多的狱难生活，于年底辗转到了西安。这时，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症，身体十分虚弱。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与宣侠父取得了联系，又在罗杰三、侯理宰同志的精心照顾下得以调养将息。此间，他曾打算去延安，宣侠父感到路途不便，遂决定让由河南来西安的李屏堂护送他回兰州。他们于年1月中旬从西安出发，月底到达兰州，先后见到孙作宾、陈成义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、伍修权同志，由中共甘肃工委郑重远同志负责恢复了张一悟的组织关系，并安排他在苏联驻兰州领事馆任中文教师。张一悟到兰州后不久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力图拉拢他。朱绍良利用省政府秘书长廖元佶和张一悟的父亲同是清朝举人，又同是佛教团体“同善社”负责人的关系，由廖元佶出面对张一悟说:“你的学识才能都是好样的，如能和政府合作，可以担任相当高的职务。”张一悟回答说: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党员要有一定的党的道德，政府纵然给我高官显位，可是要以一个共产党员去衡量，那有什么意义呢”廖又道:“你为什么要学医呢?”张一悟说:“共产党的目的在于解放劳苦大众，学医看病和党的宗旨并不违背。”廖碰了壁仍不甘心，又通过张一悟的父亲劝说，张一悟的回答是“人各有志”。就这样，国民党的劝降、利诱遭到彻底失败。年初，中共甘肃工委在兰州有两个支部，一是回民特别支部，由鲜维俊、马明德、杨静仁等同志负责，一是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支部，由陈成义等负责，张一悟也担负了不少工作。他经常与党中央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间志、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伍修权同志等联系，积极协助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，营救红军西路军在河西的流落人员，对知识分子和青年进行团结教育。由于他作风朴实，诚恳待人，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，因此能够把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，少数思想反动的人也慑于他的威望，行动上不得不有所检点。
这时，中共甘肃工委仍处于地下状态。为了取得党的合法地位，工委曾决定由张一悟、吴鸿宾、赵子明作为中共甘肃省委公开出面的代表团，但由于国民党坚持其反共立场，这一计划未能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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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述人：赵家琪读本选自：《甘肃现代革命人物传①》作者：甘肃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出版社：甘肃人民出版社